20年前的昨天，全世界怀着敬畏的心情看到，数以百万计的东德人和西德人涌上柏林街头，拆毁了历史上禁锢人类自由的最大标志性建筑之一。由此，德国人民不仅在忍受了28年的痛苦分离后与同胞兄弟姐妹再度团聚，而且还为欧洲带来了统一、自由与和平的希望。

柏林墙的倒塌以及随后共产主义的崩溃，是许多人努力的结果：有东方人，也有西方人；有欧洲人，也有美国人；有军人，也有政治家。但对极权主义的最深 远打击，或许来自一种理念：人们对人权的普遍向往——生命和自由、对财产的保护、以及得到被统治者认同的统治。西方对这些价值观的支持，以及对所有在铁幕 背后仍对这些价值观保有信念的人士的支持，帮助我们赢得了冷战的胜利。2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可从这段经历中借鉴许多经验。

最重要的一点是：体现人权的政府必须在其外交政策中对人权给予支持，不分时间场合，不分种族。这种支持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标志着现实主义的更高形 式。政权的性质不可能背离其行为。粗暴对待和欺骗本国人民的政府，很可能会以同样、或者更糟的方式对待我们。相反，尊重本国公民权利的政府，则更有可能在 世界上发挥和平作用。因此，出于自身的基本利益，我们必须在塑造世界，使之为更多人提供更有保障人权的长期和耐心努力中，发挥带头作用。

当然，我们这些人权的支持者有时也会达不到自身的高标准。但在此类情况下，我们真正的朋友会要求我们做得更好，我们也会调整路线。最重要的是，我们 仍然坚信自己的原则，我们深知，这些原则不仅属于我们，而且得到了所有渴望拥有这些原则的人的支持。这意味着，美国及其盟友必须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与被压迫人民——而不是那些压迫者——站在一起。

我 们当然应当尊重那些不想要我们支持的持不同政见人士的意愿。但是，如果示威者点名道姓向我们呼吁，恳求我们的援助，以英文书写抗议标语，那么他们显然是希 望我们给予帮助。我们有责任给予他们帮助。当勇敢的公民为维护自身权利和平请愿时，我们必须鼓励他们坚持下来。当他们被捕入狱时，我们必须为他们的释放呼 吁努力。当他们面临暴力和恐吓时，我们必须予以谴责，并提醒施暴者我们不会忘记他们的罪行。

这并不是说，在符合我们自身利益时，我们应当拒绝与侵犯人权者接触。世界没有那么简单，我们有时可能需要与一些非常邪恶的角色打交道。但是，我们决 不应因此就闭口不去批评他们对待本国人民的做法。事实上，在这类情况下，我们在道义上有责任大声谈及人权问题——因为它向被压迫人民表明，即使是在与他们 的统治者进行商谈时，我们也没有忘记和背弃他们。这说明我们清楚自己真正站在谁的一边。

我想到了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他总是愿意在能够推进我们的利益时，与苏联接触和商谈。但同时他也对苏联人表示，他们的帝国终将走进历史的垃圾堆。他忠告苏联总统米哈伊 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要拆掉那堵讨厌的柏林墙。他把接触当作另一种机会，为被共产主义禁锢的人民争取更好的待遇。里根有时确实会缓和对苏联行为的公开批 评，但那是为了响应苏联取得的实际进展，而不是为了换取接触。

柏林墙的倒塌谱写了历史，但谱写那段历史的，实际上是无数的男人和女人，他们几十年来一直渴望迎来一个自身权利同样可以得到保障的世界。今天，渴望 实现这一梦想的人依然存在，例如在伊朗、古巴、津巴布韦和缅甸等国。这类敌视人类尊严的国家或许看起来稳定，但实际上它们的内部正在腐烂——因为它们只有 动用恐吓和武力才能维持自身统治，而人民则不会永远畏惧不前。

Andrew - 五月底六月初征人去黄山 说 (22:24):

那个猪流感对你们影响大么

!@#$&*$#$@说 (22:24):

有点影响的

不过不是所有人

对我们单位其中一个科室影响很大

就是传染病监督科

!@#$&*$#$@说 (22:25):

最近就他们最忙

电视里出镜率也超多

呵呵

不过影响最大的还不是我们这边

和我们平行的单位CDC影响比较大

他们主管疾病预防和控制的

!@#$&*$#$@说 (22:26):

我们就是去查查卫生什么的

不过我们单位现在公务车就紧张了

每天必须保证4部车待命的

你今天上复旦bbs新闻了么

Andrew - 五月底六月初征人去黄山 说 (22:26):

救护车调动不过来么

没上

!@#$&*$#$@说 (22:26):

听说华山查出一例确诊的

!@#$&*$#$@说 (22:27):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Andrew - 五月底六月初征人去黄山 说 (22:27):

是伐

这个还是要听你们政府发布出来的

!@#$&*$#$@说 (22:27):

不是，公务车是怕万一出了什么病例的话我们要去现场检查的

恩

Andrew - 五月底六月初征人去黄山 说 (22:27):

小道消息么，也没什么意思

!@#$&*$#$@说 (22:28):

不过居然拿这个开玩笑。。。。。

嘿嘿，你们那边有没有人上班带口罩的

Andrew - 五月底六月初征人去黄山 说 (22:29):

那倒还没

这种病到底严重不严重啊

本来sars是蛮吓人的

不过流感也那么吓人么

!@#$&*$#$@说 (22:30):

要看的

这么说吧

sars的病死率是30.1%

禽流感的病死率是70%多

但是猪流感的病死率只有10%多

!@#$&*$#$@说 (22:31):

其实猪流感是最不厉害的

Andrew - 五月底六月初征人去黄山 说 (22:31):

对啊

!@#$&*$#$@说 (22:31):

就怕猪流感和其他什么病毒一起感染

那个病毒发生变异的话就比较讨厌了

猪流感和禽流感一起感染的话必死的

Andrew - 五月底六月初征人去黄山 说 (22:32):

哦，那还是挺恐怖的

!@#$&*$#$@说 (22:32):

其实中国国内的流感病毒不可怕的

我们以前感冒啊什么的都不当成回事的

外国人看待流感就像我们看待癌症一样

因为种族差异

他们那边的流感致病性比较严重

!@#$&*$#$@说 (22:33):

禽流感和猪流感都不是我们这边产生的

都是外国的病毒

Andrew - 五月底六月初征人去黄山 说 (22:33):

恩，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很多了

!@#$&*$#$@说 (22:34):

我现学现卖

我也是今天听我同事说的

Andrew - 五月底六月初征人去黄山 说 (22:36):

恩，人民群众的健康就靠你们了

!@#$&*$#$@说 (22:37):

一定一定～

人民的健康是我们的职责

人民的幸福就是我们的幸福

Andrew - 五月底六月初征人去黄山 说 (22:37):

hehe

Andrew - 五月底六月初征人去黄山 说 (22:38):

我能把刚才我们的对话贴到blog上做科普贴么

!@#$&*$#$@说 (22:38):

可以哈

哎呀呀呀

我这也成金玉良言啦

不好意思哈

Andrew - 五月底六月初征人去黄山 说 (22:39):

我觉得你说的挺好的

真的

!@#$&*$#$@说 (22:39):

谢谢

Andrew - 五月底六月初征人去黄山 说 (22:39):

要不你再补充一下如何预防吧

!@#$&*$#$@说 (22:39):

如何预防啊

那就每天从外面回家要记得勤洗手

洗手3秒左右

!@#$&*$#$@说 (22:40):

然后么最近这段时间要增强抵抗力

不要太劳累

尽量不要到人群聚集的地方啦

其实在上海这个地方还是比较放心的

!@#$&*$#$@说 (22:41):

政府重视一件事的时候基本上不会出什么漏子

Andrew - 五月底六月初征人去黄山 说 (22:41):

呵呵，最后还是不忘了替自己说话哈

!@#$&*$#$@说 (22:44):

哪有～～～～

我哪有替自己说话

!@#$&*$#$@说 (22:45):

我这个不是在安抚民众么！、

Andrew - 五月底六月初征人去黄山 说 (22:45):

你不就是替政府办事的么

!@#$&*$#$@说 (22:45):

越是在民众恐慌的时候就越是要澄清事实不得隐瞒

但也同时要做好抚民的工作

!@#$&*$#$@说 (22:47):

那。。。那。。。那。。。不能因为我是替政府干活的人就对我说的话有成见了对吧

我说的是一个相对论

Andrew - 五月底六月初征人去黄山 说 (22:47):

不是成见，别误会

!@#$&*$#$@说 (22:47):

比之于其他的地方

上海还做得相对比较到位

!@#$&*$#$@说 (22:48):

当然也还是有很多不足的啦

Andrew - 五月底六月初征人去黄山 说 (22:48):

自夸一下是应当的

你们还是比较低调的

我们一向说自己如何好的，否则客户怎么请我们呢

!@#$&*$#$@说 (22:49):

对的对的

这个是宣传和推介

//一些notes:

//1.作者联想能力很强，且有一定的学术功底

//2.看来精算还是有不少其他用途的

//3.POW, PSD

约翰尼•凯什(Johnny Cash)和琼•卡特(June Carter)在大奥普里(Grand Ole Opry)现场音乐秀的后台初次见面。他们的相识有点像乡村歌曲中的男女主角：他结过婚，她刚刚离婚，于是一段感情开始了；两位歌手都有小孩，前妻因他酗 酒狂欢于1966年离开他之前，他有3个孩子。两年之后，他在舞台上向卡特求婚，尽管遭到卡特多次拒绝，但最终她还是答应了。他们各自又找到了自己的人生 伴侣。

他们的人生结局也像是一首乡村歌曲。2003年，卡特心脏手术出现并发症，不幸逝世于纳什维尔，4个月后，凯什也与世长辞，和卡特在天堂相会。似 乎，妻子因心脏并发症去世让他痛不欲生：“太痛苦了，”在最后一次音乐会上，他对观众这样说道。他一边为他的吉他调音，一边几乎流着泪表示，这种痛苦“让 人难以接受，是最不能让人接受的。”

在刚刚丧失亲人的人群中，凯什只不过是一个突出的例子。约翰尼和琼相遇前，科学家们就已经注意到，这种“配偶相继去世的案例”其实并不是个案。到上 世纪80年代，医学研究人员就开始著文提到“应激性心肌病”(stress cardiomyopathy)，又称“心尖球形综合征”(apical ballooning syndrome)，这个难懂的专业术语用来描述这样一种特殊情形：经历了一次非常严重的精神创伤之后，人体的大脑会神秘地向血液中释放出一些化学物质， 而这些物质会削弱人体心脏机能——在某些情况下，会导致心脏完全停止工作。

医 学界对此很有兴趣，因为研究人员可能有机会干涉并延长人的生命。另一个行业对这个现象也很感兴趣——但更多地是去理解它，而不是去阻止它。这些人就是寿险 精算师。保险精算学是一个围绕生与死的统计学科——而心碎现象的统计也变得非常引人注目。一页又一页的死亡报告显示了相同的显著趋势：夫妻中，一方的去世 会大大增加另一方死亡的几率。悲伤致死——从最一般意义上讲，不一定是死于应激性心肌病——并不是一种罕见现象，而多少是个统计概率事件。因此，寿险商为 了经营期业务，需要把它融入统计模型中。在2008年3月做的一份研究中，卡斯商学院(Cass Business School)的亚普•施普鲁(Jaap Spreeuw)和王旭(Xu Wang，译音)发现，在爱人死后的一年里，女性可能死亡的概率是平常的2倍多，而男性的死亡概率则是6倍多。“这意味着……联合生存年金[继续支付相同 金额，直至被保险人双双死亡]定价太低，而最后生存者年金[一方去世后，向另一方支付的年金增加]则定价太高，”这份研究的作者总结道。

然而，在卡斯商学院的权威研究之前，保险精算师就已开始把悲伤致死的趋势融入他们用来计算客户死亡概率的模型中。怎样才能可靠地抓住这种转瞬即逝的 关系呢？当然，保险精算师们靠的是概率。虽然他们无法为一对具体的夫妇设计出一种能够预测心碎综合症致死的概率模型，但他们可以利用统计学，以一群人为样 本，设计出一副相对精确的图景。

他们借用物理学，并以马尔可夫链(Markov chain)模型为基础设计出一个方程：一种表达一系列统计事件的方式，这些事件的结果互相独立。在物理学上，马尔可夫链过程基于我们对周围世界最基本的 认识，从液体汽化的方式到一滴墨水在一杯水中逐渐扩散的方式。精算师们解释道，如果你把人视为原子，那么你就可以在人身上运用相同的原子数学了。

…

1987年秋天，一位男子从中国乘班机来到加拿大。这位当时有可能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精算师的男子叫李祥林(Xiang Lin Li)。在此之前，他和同行的许多年轻学者——全部来自南开大学——都未出过国门，但他们应中国和加拿大政府的邀请，来到加拿大做一些超乎寻常的事：研究 资本主义。这一小群数学学者和统计学学者将攻读魁北克拉瓦尔大学(Quebec's Laval University)的商学学位。

对李祥林来说，去加拿大是他当时许多不可能的机会中最近的一个，而正是这些机会造就了他后来的人生。几十年前，在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行将结束之际， 他的家庭受到了迫害：他的父亲——一位中层警官，恰好是一位低职位官僚，成了当时红卫兵再教育的对象，他们一家被赶往中国南部的一个小村庄。在乡下，年轻 的李祥林上学的机会非常渺茫，更不用说上大学了。但他很有才能，再加上他有动力，最终他成功地走进了学堂，而且还进了南开大学——中国最具声望的大学之 一。李祥林在南开大学学习经济学，而就在他通过硕士学位考试后，加拿大发出了邀请。为了成为被送往魁北克的一分子，他在四个月内学会了法语——学习语言的 劲道似乎能和他捣弄数字时的劲道相提并论。

在 国外，李祥林的干劲并没有减弱。去加拿大四年之后，他获得了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到了这个地步，他没有回国的念头了。在他在外的几年时间里，中国的微型公 开性时期结束。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和一些民主改革份子相继被革职，而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对被释放出来的自由主义风气持非常谨慎的态度。1989年，中 国的一些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被射杀，全球的目光都聚焦到了中国。对于那些有志向的年轻学生来说——尤其是对刚在西方获得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的学生来说，南开 这样的大学并不是最安全的地方。

为了表明自己不再回国，他改名为大卫•李(David Li)。从拉瓦尔大学毕业后，他进入多伦多附近的滑铁卢大学学习保险精算学。而这并不是唯一的变化：从身处讲法语的蒙特利尔优雅社会到进入一个更世俗、更 加以商业为中心的多伦多社会，这一变化意义深远，而且经过深思熟虑。据和他一同从中国移民出来的同伴、也是拉瓦尔大学的同学戴杰(Jie Dai，译音)称，“我清晰地记得[李]曾说过，如果你成了一位精算师，你会赚到很多钱。”

…

上世纪90年代，要赚大钱，当然不会是在滑铁卢大学，而是在硅谷、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对数学人才来说，硅谷是首选，但华尔街和金融城也在逐渐吸引 李祥林这样的人才。1984年，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10年后他成了美国财长——为他当时的雇主高盛(Goldman Sachs)投行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鲁宾决定雇佣当时麻省理工大学斯隆管理学院的学者、经济学家费希尔•布莱克(Fischer Black)。1983年之前，有一些学者已开始研究经济学和市场学，但都是出于学术好奇心；布莱克个性独特——是一个严谨的学者，有成功的著述经验，并 还有一个终身职位——他去了华尔街，并冒着象牙塔同事嘲笑的风险，将理论付诸实践。

鲁宾的豪赌为高盛带来的收入是布莱克薪水的好几倍。在高盛，这位教授开拓性地利用数学原理去追求利润。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Black- Scholes formula)的发明有一半是他的功劳，这个公式为市场风险制定一个合理的价格，给华尔街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个原则成为一个全新领域的奠基性教义， 即定量金融学。定量金融学的倡导者试图用智慧来战胜市场，他们首先利用数学计算风险，利用数学排除这些风险。从事定量金融学的人数迅速增加。随着苏联的瓦 解、军备竞赛的结束，以及1993年美国国会取消了超导超大型加速器（旨在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物理实验仪器）的建造，粒子物理学家、量子力学专家，以及 电脑工程师都无事可干了。对年轻一代的本科生和博士来说，把他们的知识应用到金融学，显然是防止他们领域工作流失很好的另一个选择。

粒子物理学家伊曼纽尔•德曼(Emanuel Derman)就做了这样的转变。他于1985年加入高盛集团，在在布莱克手下工作，最终接任导师的职位。他回忆道，当时大量涌入的“定量金融家”被称为 是“POW”——即华尔街上的物理学家（POW原意为战俘）。另一位华尔街定量金融学家、现麻省理工大学讲师罗德城(Andrew Lo)引用的缩写词也相当精准。在最近一次讲座中，他说，现在华尔街真正需要的不是博士(PhD)，而是PSDs：“贫困、聪明，并且急切想致富 ”(poor, smart and with a deep desire to get rich)的人。在滑铁卢大学，李祥林非常适合这种描述。他在攻读保险精算博士学位，但没有人希望他今后走学术道路。于是，1997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他 在加拿大最大的银行之一——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CIBC)找了份工作。

对李祥林这样的毕业生来说，进入乱作一团的商界或许让人有些吃惊，即便拥有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像他这样的数学家至多也只不过是个定量金融家，多少 被人看不起；如果他们幸运的话，交易员同事或许会拍拍他们后背，半拍马屁地说上一句“火箭科学家”。伊曼纽尔•德曼记得，有一次在高盛，他和另一个量子物 理学家站在交易所内中央过道的两边，一位资深交易员从他们之间走过。这位交易员“赶紧跑开，极度痛苦地用双手抓着头，惊呼道：‘啊……！好强的力场！太强 了！让我离开这里！'”

可 是，李祥林1998年到纽约时，定量金融家统治了华尔街。那年夏天，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由定量金融学中最好的专家管理的对冲基金——需要从联 邦政府处获得大规模救助。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非但没有警示人们——数学模型可能会让投资者陷入严重的困境，它还把定量金融视为一个另类的后勤支持任务并将 这一观点发扬光大了。这家基金公司倒闭前的巨大威力，以及倒闭有可能会在金融体系留下一个万亿美元的大洞这一事实，使人们对一个观念产生了怀疑，即交易员 的直觉和经验要比数字情报重要得多。

然而，定量金融家事实上并没有进入交易大厅。他们中的杰出人才仍旧在写论文，研究数字，把他们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商业领域。李祥林来到纽约，在咨询公 司RiskMetrics集团工作。该集团是从JP摩根(JP Morgan)独立出来的，但他仍然还是在考虑生、死和爱。2000年，他在著名的《固定收入期刊》(Journal of Fixed Income)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引发了人们的强烈关注。在报告中，李祥林玩了一个非常优雅的把戏。借助于他在精算学和保险学以及对心碎症状的知识，他试 图解决华尔街定量金融家最棘手的问题：违约相关性。

市场的功能和孤立的实验室不同，市场是相互联系、相互关联的。对于定量金融家来说，光试着去了解自己银行投资组合中的各个公司的破产概率还不够；他 还要知道一家或多家公司的破产是如何增加（或减少）其他公司违约的可能性。例如，假设一家银行向两个企业——分别是乳牛场和乳品厂——提供贷款。根据评级 机构，乳牛场破产的可能性为10%，而乳品厂破产的可能性为5%。但如果乳牛场真的破产了，而且这家乳牛场又是乳品厂的主要奶品供应商，那么乳品厂跟着乳 牛场破产的可能性将迅速上升至5%以上。

事情就这样变得更加复杂了。爱尔兰乳牛场发行的债券和马来西亚软件公司发行的债券，它们之间的违约概率有何关系？或许你会这样认为，一点关系都没 有：这些企业不仅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完全不同，而且地理位置相距遥远。然而，假设两家公司都在从同一家陷入困境的银行贷款，而这家银行正要求收回贷款，那么 情况又会怎样？

事 实上，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就是这样倒闭的。俄罗斯政府债券和墨西哥政府债券之间的相关程度如何呢？根据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模型（但应当指出的是，该模型使用 的数据追溯到了100年前）显示，一点也不相关。但结果是，俄罗斯和墨西哥两个市场的主要投资者就是相同的那么几个人。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时，叶利 钦政府债券违约，导致投资者因急于想降低其投资组合风险而恐慌性抛售墨西哥债券。

李祥林意识到，他的见解具有开创性。7年之后，他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突然，我觉得我[作为一个精算师]试图解决的问题就是那些人正在 试图解决的。[贷款]拖欠就像是公司死亡一样。”而如果他能把痛苦致死的数学理论应用于破产公司中，那么他就有办法建立一个数学模型，用来评估一家公司的 违约对其它公司出现违约可能性的影响。

…

当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想描述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时，他们通常会依靠一条叫联结(copula)的曲线。Copula是拉丁文中的一个名词词根，意思是一 种“联系或关联”，当然，联结可以和许多变量相连，从中你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在滑铁卢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及在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工作期间，李祥 林的研究兴趣在于：如何利用联结曲线使当时的心碎综合症保险精算模型得以发展。依赖马尔可夫链的问题是，他们制作的人类寿命图景太过机械化、物理化，甚至 是原子化了。李祥林推论道，利用能够更加合理地显示结果分布的联结曲线，可以设计出一张更精确、更综合的心碎综合症，或者说问题公司的图景。

他决定利用一条非常标准的曲线——高斯联结(Gaussian copula)曲线，更常见的说法是“钟形曲线”，或“正态分布曲线”——以绘制并决定任何给定资产组合的相关性。保险精算师能够在只知道凯什最近开始守 寡，而不知道其它任何消息的情况下，告诉他们的雇主在琼•卡特去世后约翰尼•凯什去世的概率，同理，定量金融学家可以不用知道有关公司的任何消息，就能告 诉他们的雇主一家公司违约有可能对另一家公司所产生的影响。从这个观点来看，这真的可能，或者是将成为一场数字计算游戏。

到2003年，李祥林的论文使他在华尔街一举成名。到现在为止，他担任过花旗集团(Citigroup)衍生品研究部总监和全球负责人,在11月一 个阳光明媚的周二上午，他在年度定量金融大会(Quant Congress)上做了一个和他的研究相关的报告，如沐春风。在数百名定量金融同行面前（当时在场的一位回忆道：“这简直是一场科幻小说大会。”），他 详细介绍了自己的模型——高斯联结违约函数。

报告中参杂着方程式、数学引理、拱形曲线和一系列矩阵。之后的提问对他充满敬意，非常专业。李祥林似乎发现了风险管理拼图的最后一块，而自定量金融人才引入华尔街以来，各大银行一直在努力把这块拼图的各部分拼接起来。

…

到2001年，相关性成了大事。一股新的热情在令控华尔街涌动——与导致上世纪80年代早期股票期货和衍生品爆发的布莱克-斯科尔斯(Black- Scholes)模型一样具有创新性。这就是结构化金融，使华尔街20年的定量金融发展达到高潮。基本原理很简单：银行不必再承担风险了。相反，银行可以 使用复杂的数学原理并制定模型对风险进行定价，然后将这些风险打包，像交易其它普通有价证券一样进行交易。

抵押贷款就是个最好的例子。银行没有选择借出抵押贷款，然后在贷款期限内逐渐收取利息，相反，它们开始把这些贷款捆绑在一起，销售给那些专门设立的 表外空壳公司。这些公司转而发行债券募集资金。而通过使用由定量金融专家制定的模型和数学原理，银行就可以调整抵押贷款组合的结构，确保针对投资者发行不 同风险的债券。然而，问题就是相关性。任何表外证券化都无法正常把握的一样东西，就是他们拥有的上万种不同抵押贷款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上世界90年代 期间，结构化金融始终是高度定制化的利基业务。

然而，2004年8月10日，评级机构穆迪(Moody's)把李祥林的高斯联结违约函数方程运用到自己的担保债务凭证(CDO)的评级方法中。 CDO是一种结构性金融产品，最终证明是许多银行的噩梦。之前，穆迪公司主张CDO必须满足一个多样性分值——也就是说，每个CDO都应该包含不同种类的 资产，比如商业抵押贷款、学生贷款和信用卡债务，还有很受欢迎的次级债。这确实是一个标准的投资妙计，它避免了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从而规避了风 险。但李祥林的公式意味着，穆迪公司现在有一个能使公司判断风险相互关联性的模型——而上述提到的妙计或许可以扔出窗外了，因为风险可以用数学确定性来进 行衡量。如果你知道你的篮子摔下的确切几率，你就没有必要用不同的篮子来装鸡蛋了。穆迪公司改变方法几周之后，世界另一个大型评估机构标准普尔 (Standard & Poor's)也改变了自己的方法。

…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美国次级债住房市场开始出问题。2006年末，贷款违约率开始上升。银行起初并不担心。它们的模式假设，美国各地的小规模违约现象互不相关。但违约现象一直在出现。到2007年初，美国次级债市场明显出现了问题，到夏天，全美房产业主开始拖欠抵押贷款。金融革命带来的便宜债务成本如此低，当初根本就不应该提供这种贷款。而相关性模型依旧像在上世纪90年代那样描述房产市场，并没有预测到它最终成为了“急剧膨胀的怪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模型的发展改变了它自己建模的现实的本性。

银行开始承受持有CDO带来的损失，数目令人难以置信。随着各大机构对彼此的偿债能力变得担心起来，于是停止互相借贷。全球流动资金枯竭。问题从一个资产类别传染至另一个资产类别，银行的痛苦蔓延至整个实体经济。突然，每一件事都变得高度相关起来。

李祥林的方程为何没能预测到这个情况的发生呢？问题是，这个方程假设：事件是围绕着平均值——“正常”状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保险精算学中，他的 方程能充分抓住双重结果，如生或死，但在混乱的抵押贷款和经济学世界里，他的方程不再有效。在这里，可能出现的结果范围比面对保险公司客户时所要给出的那 些结果范围来得更加复杂，无疑也更具一定的随机性。市场——尤其是抵押贷款市场——和那些保险公司相比，更倾向于极端相关性情况。心碎综合症死亡会引发富 有诗意的联想，但预测心碎综合症死亡比起更加乏味的市场相关性预测来要容易得多，因为后者永远是那么不可知。

为什么没有人注意到这个方程的弱点呢？有些人注意到了。畅销书《黑天鹅》(The Black Swan)讲述了采用联结模型时考虑不相关事件的重要性，该书作者纳西姆•尼古拉•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痛快淋漓地批评了定量金融学和李祥林的公式。“这东西就从来没有灵验过，”他说。“任何依赖相关性的行为都是江湖骗子做法。”

2007年，大卫•李（即李祥林）离开华尔街，回到中国。本文没有采访到他。但两年前，即在金融体系崩溃前，他做出过警告：“很少有人理解模型的本 质。”统计学和精算学教授、李祥林在滑铁卢大学的导师哈里•潘尼尔(Harry Panjer)公平地看待了塔勒布的指控和李祥林的观点。今年早些时候，潘尼尔告诉《多伦多星报》(The Toronto Star)说：“我们统计学界有个说法，‘所有模型都是错的，但有些是有用的。'”而大卫•李的模型在一段时期内非常有用。

The greatness of 2008 won't be forgotten

Phelps' gold, Tyree's catch, Lakers-Celtics, Nadal-Federer only part of story

去看了《梅兰芳》，颇为失望。自然，它与里程碑式的《霸王别姬》无法相提并论。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我不知道这部戏到底是讲梅兰芳的，还是讲邱如白的。艺术感染力不强，影片无法让我看到梅兰芳在艺术上的伟大。演员的表演颇为生涩，黎明太过拘谨，章子怡还是玉娇龙，陈红还是贵夫人。不过最让我看不下去的是编剧。

怎么说呢，梅兰芳作为一代名伶，身上的闪光点太多了。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梅兰芳为拒绝为日军演出而“蓄须”，八年间无一次演出而断去经济来源，后靠卖字画和奖杯维持家人和剧团生活。[1]这自然值得好好加工入戏，美国演出也是其人生中辉煌的一章，还有他对日本的复杂感情。他曾于1919年赴日本演出引起轰动，曾有评论“有此双手，其余女人的手尽可剁去”。1924年因曾经为日本关东大地震赈灾义演而受邀再次赴日演出，期间突患急性肠胃炎危及生命，后被一日本医生医治。医生不收费，仅要一景泰蓝袖扣。1956年第三次访问日本再次引发轰动，同时履行30多年前承诺。[2]这与他拒绝日本占领军的演出要求是很大的戏剧冲突。

让我们在看看他的婚姻和家庭：1910年，梅兰芳与出身于京剧世家的王明华结婚。婚后王明华生了一双儿女后做了节育手术，后来儿女不幸夭折，后因王明华身体不好在天津养病。1921年梅兰芳娶旦角演员福芝芳为平妻。福芝芳为梅兰芳生下九个孩子，但只有四个长大成人，分别是梅葆琛、梅绍武、梅葆玥、梅葆玖。他的女儿梅葆玥唱老生，小儿子梅葆玖继承梅派京剧艺术。1925年，梅兰芳与京剧名老生孟小冬同居，5年后两人分手。[3]同居的故事自然可以写，但是第一段婚姻、如何到第二段婚姻、再如何又到同居的，可以挖掘的东西似乎更多。

作为80后的一代，我不认为京剧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欣赏京剧和梅兰芳，因为京剧是另一个时代的艺术皇冠，而梅兰芳就是皇冠上最璀璨的宝石。只可惜我们不太了解，看不出一挥手、一踱步中到底有什么细微的差别，不懂演到什么时候应该叫好。我们知道的是，走进电影院，看《梅兰芳》，然后和朋友谈论一番。这样，我们可能就不知道邱如白其实应该是齐如山，也不清楚梅兰芳之所以不朽的真正原因。

很难不把今年的总统大选和The West Wing联系在一起，于是我决定重温一下

http://www.nytimes.com/2008/10/30/arts/television/30wing.html

When Eli Attie, a writer for “The West Wing,” prepared to plot some episodes about a young Democratic congressman’s unlikely presidential bid, he picked up the phone and called David Axelrod.

Mr. Attie, a former speechwriter for Vice President Al Gore, and Mr. Axelrod, a political consultant, had crossed campaign trails before. “I just called him and said, ‘Tell me about Barack Obama,’ ” Mr. Attie said.

Days after Mr. Obama, then an Illinois state senator, delivered an address to the 2004 Democratic National Convention, the two men held several long conversations about his refusal to be defined by his race and his aspirations to bridge the partisan divide. Mr. Axelrod was then working on Mr. Obama’s campaign for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he is now Mr. Obama’a chief strategist.

Four years later, the writers of “The West Wing” are watching in amazement as the election plays out. The parallels between the final two seasons of the series (it ended its run on NBC in May 2006) and the current political season are unmistakable. Fiction has, once again, foreshadowed reality.

Watching “The West Wing” in retrospect — all seven seasons are available on DVD, and episodes can be seen in syndication — viewers can see allusions to Mr. Obama in almost every facet of Matthew Santos, the Hispanic Democratic candidate played by Jimmy Smits. Santos is a coalition-building Congressional newcomer who feels frustrated by the polarization of Washington. A telegenic and popular fortysomething with two young children, Santos enters the presidential race and eventually beats established candidates in a long primary campaign.

Wearing a flag pin, Santos announces his candidacy by telling supporters, “I am here to tell you that hope is real.” And he adds, “In a life of trial, in a world of challenges, hope is real.” Viewers can almost hear the crowd cheering, “Yes, we can.”

Comparisons between Senator John McCain and the “West Wing” Republican candidate, Arnold Vinick, a white-haired Senate stalwart with an antitax message and a reputation for delivering “straight talk” to the press, also abound. Vinick, played by Alan Alda, is deemed a threat to Democrats because of his ability to woo moderate voters. And he takes great pride in his refusal to pander to voters, telling an aide: “People know where I stand. They may not like it, but they know I’ll stick with it.”

Even the vice-presidential picks are similar: the Democrat picks a Washington veteran as his vice presidential candidate to add foreign policy expertise to the ticket, while the Republican selects a staunchly conservative governor to shore up the base.

Certainly some of the parallels are coincidental. It is unlikely, for example, that the writers knew Mr. Obama had an affection for Bob Dylan when they made Santos a Dylan fan. But it is the unintentional similarities that make the DVDs of the sixth and seventh seasons, which at the time received mixed reviews, so rewarding to watch now. In both “The West Wing” and in real life, for example, the Phillies played in the World Series during the election campaign.

As the primaries unfolded this year, “I saw the similarities right away,” said Lawrence O’Donnell, a producer and writer for the series who has appeared on MSNBC as a political analyst. Mr. O’Donnell had used Mr. McCain as one of the templates for the Vinick character in the episodes he wrote, though he said that “McCain’s resemblance to the Vinick character was much stronger in 2000 than in 2008.”

Echoing the criticism Mr. McCain faced during the primaries, a White House aide in “The West Wing” contends that Vinick is “not conservative enough” for the Republican base. Sometimes the two candidates’ situations are almost identical: when the press starts asking where Vinick attends church, he tells his staff that “I haven’t gone to church for a while.” Asked in July by The New York Times about the frequency of his church attendance, Mr. McCain said, “Not as often as I should.”

Mr. Alda and Mr. McCain are the same age. When a hard-edged strategist played by Janeane Garofalo joins the Santos campaign, she immediately alludes to Vinick’s age. “He’s been in the Senate for like 90 years. He was practically born in a committee room,” she says.

In the same way that Obama surrogates have subtly knocked Mr. McCain’s lack of computer skills, the Garofalo character remarks to the Santos campaign manager, Josh Lyman: “Why are you always talking about high-tech jobs? Because Vinick uses a manual typewriter.”

Conversely, Santos staffers talk about getting video of the candidate with his “adorable young children hugging their hale and vital dad.” The casting of Mr. Smits introduced story lines about the prospect of a minority president. But when an aide suggests a fund-raising drive in a Latino community, Santos snaps: “I don’t want to just be the brown candidate. I want to be the American candidate.” The Obama campaign has made similar assertions.

Still, “The West Wing” — like Mr. Obama — does not ignore racial issues entirely. In the seventh season Santos delivers a speech on race at a critical moment for his campaign, and staffers privately worry that voters will lie about their willingness to vote for a minority candidate.

If the show sometimes seems like a political fantasy — a real debate where politicians are required to answer questions? a candidate rejecting an attack ad? — it also reflects the tenor of the real-life campaign season.

Santos wins the nomination only after a lengthy fight on the convention floor, an inexact parallel to Obama’s extended primary fight with Senator Hillary Rodham Clinton. Just as the Obama campaign pivoted to the economy this fall, Lyman tells Santos staffers that “this new economic message may be our ticket,” and he winds up being right. An economic crisis does not ensue, but back-to-back emergencies on “The West Wing” — a nuclear power plant malfunction and a dispute in Kazakhstan — bring to mind the election-defining qualities of the actual economic crisis.

“Dramatically, they are exactly the same thing: the unforseeable,” Mr. O’Donnell said.

As President Bush did during the bailout talks, Jed Bartlet, the Democratic “West Wing” president played by Martin Sheen, brings both candidates to the White House for a briefing. Facing the prospect of deploying 150,000 American soldiers to Kazakhstan three weeks before the election, Vinick grumbles, “I can say goodbye to my tax cut.” He tells Santos, “Your education plan’s certainly off the table.”Santos emerges victorious weeks later, but only after a grueling election night. Online, some “West Wing” fans are wondering whether the show will wind up forecasting the real-life result as well. In Britain, where the series remains popular in syndication, a recent headline on a blog carried by the newspaper The Telegraph declared: “Barack Obama will win: It’s all in ‘The West Wing.’ ”